安桂香是我来肃南法院认识的第一个人。我初来法院就被分在政工科，那时的她是政工科长，政工科就我们两人，她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来到法院的第一位老师。
记得09年我拉着一个皮箱到法院报道，我比大家上班早一点来到法院，过了安检在二楼楼道等候。不一会上来了微胖的女子，远远的见我提着行李站在门口茫然四顾，她便迎上来，盯着我看，眼角漾出细碎的笑纹：“你是来找谁的？有什么事么？是新来的同志吧？”声音温温的，像祁连山麓八月不凉不烫的溪水。见我说是来报道的，她接过皮箱，领我到办公室，泡了杯茶水放在我面前：“研究过了，你以后就在这个办公室，我和你在一个办公室，待会我带你去见见其他的同事们。”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她教我整理人事档案，指尖掠过泛黄的纸页时总带着几分郑重。“每个人的故事都在这里头呢。”突然她拿出来来一张照片：“小凯，猜猜这是谁？”“我不知道，我怎么没有见过？”“这是黄庭长，他以前可胖了，现在由于糖尿病，变瘦多了。”她是院里的“知心朋友”，院里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谁要是生病住院了，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收到的第一个电话准是她的。
我们隶属一个科室，我撰写的公文稿件她是第一个审批的，在这里没有一丁点的情面，她会在草稿上面标注出哪里写错了，为什么写错了，逐字为我解说条款章程，声音低而稳，像在诉说一件极其重要却又寻常的事。
在工作闲暇，我们也会聊些杂事。在有一次的聊天中，她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她在皇城法庭的时候，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法庭上没有车，能搭上拉煤的便车办案都是一件幸事了。有一次，她和庭长要到隔壁永昌县的一个村子上找当事人，因为没有办案专车，庭长便联系了一辆拉煤的嘎斯车。一大早，她就和庭长乘着拉煤的车到了那个村子，等下了车后她俩望着对方大笑起来，她们完全变成了“黑人”，只有眼睛和牙齿格外醒目。她俩笑着弹去身上的煤灰，开始挨家挨户找当事人，也很顺利的当天便调处了该案件。
有次我随她出差到皇城，在返回途中，路过牧区一户人家，她让司机同事停一下。她下了车，从后车厢拿出牛奶、馍馍等东西，送到了那户人家。上车后，我问这是她什么亲戚，她说，这是她认识的一位大姐。年轻的时候，她们有次来这里调解案件，也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因为调解案件的地方到法庭还有几十公里，这一夜她们就借宿本村安大姐家了，当晚还给他们做了晚饭。那时她的孩子才八个月，尚在哺乳期，她出门时把孩子留在保姆家，老公也下乡去了。当时的她心急如焚，孩子一天没吃奶了，她又涨奶涨的好疼，就悄悄地哭，安大姐就给他熬茯茶，一直在旁边劝慰她。那时没有手机和电话她睁着眼睛熬到了天亮，心里一直惦记着孩子。终于到了天明，他们又到当事人家把牛羊财产分割后，确认双方当事人再无异议后才返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之后有时出去办案，遇到回不去的时候，安大姐总是留宿她们，一来二去，她就认识了这个大姐，她每次来到安大姐家附近，总要给点东西送去。
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懂得“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真义，原不在惊天动地的壮举，而在日常琐碎的坚持里。师父的办公桌总是纤尘不染，案卷永远按序号排列齐整，仿佛每一个编号背后都是对秩序的敬畏。有次见她在调解室劝解一对吵闹的夫妻，并不提高声量，只稳稳坐着，等双方嚷累了，才递过两杯温水：“慢慢说，法院有的是时间听。”那一刻斜阳透过窗户照在她的发髻上，竟照出一种使人安静的力量。后来那对夫妻平心静气签了调解书，出门时还向她一再道谢——原来身正之人，果真不需要言语就能使事物自行归位。
刚来的那会儿，总是踩着点才到单位。我们几个最害怕的就是她站在门口，看谁又迟到了。突然有一天我明白了，所谓“范”，不在堂皇的大道理里，而在不肯放任一个细小错误的执拗中。
安桂香法官年底就要退休了。肃南法院有个传统，在同事们退休或是调出的时候，在他或她离开的时候，干警们列成长队，双手捧上哈达，祝愿以后吉祥如意。我想不久的将来，当她脖子上挂满哈达的时候，她一定会忍不住流泪的。
如今每当我路过她办公室时，恍惚间又见初遇那日，她盯着我看，目光澄澈如祁连山雪水，冲淡了我初来乍到的所有惶惑。原来有些人天生就是摆渡人，在此岸轻轻一招手，便将漂泊的舟楫引向了应有的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