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六那天，村子里面出秧歌。我受父命回到了阔别近一年的故乡，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把“秧歌钱”给村委会交了，买串鞭炮，拿张黄纸，烧三根香，和宗亲们跪一起接秧歌，内心要虔诚，要祈求。父亲还说，在家里四处看看，在厅房里给祖先上个香，去亲房家拜个晚年，还要买个花圈，给尚未入土的大婆磕个头。父亲还说，要尊重老家的习俗，既然是孝子，就不要去串门……
父亲编排得很对。人越大，就越是尊重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若是以前，我肯定会烦父亲，觉得他封建迷信，啰啰嗦嗦。可是现在我觉得他在展示一种情怀，一种尊重。一种对故乡的尊重，一种对祖先的尊重，一种对风俗的尊重，一种对他人的尊重，一种对神灵的尊重——神灵，不管他存在与否，都值得我们尊重，因为神灵满足了我们内心的需求，帮助我们对抗各种恐惧，就算他并不存在，也不曾伤害过我们。而我们在祭拜他时所获得的仪式感，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加实在——人只有对比到自己的渺小，才会变得实际。
在我们村，每年的正月初六都会特别热闹，三个自然村活动起来，以我们村为中心，以给神灵献礼的名义，风风火火地举办一场社火的开幕式，这个开幕式也就是“出秧歌”。村里的男人们有的高举着龙灯和醒狮，有的把羊皮鼓敲得咚咚作响，有的穿着戏服，给脸上涂满油彩，在村民们跪倒的地方高声唱起含糊不清的戏词。女人们穿着红色或绿色的裙装，化着精致的妆容，舞着扇子，随着队伍走街串巷，不时你推我攘，发出阵阵嬉笑。连小孩子也不甘寂寞，男孩们带着个毛驴的造型，小女孩们则打扮成蒙古族姑娘的样子，在鞭炮声中蹦蹦跳跳，让人看得十分稀罕，我想神灵们也会喜欢他们纯真无邪的表演吧。
每年的正月初六，都会有村里的小伙伴叫我，“来，咱村里的秧歌开了，看秧歌来。”其实，其他村的亲戚在他们出秧歌的时候也叫过我，“来，我们村的秧歌来了，看秧歌来。”
我们村距离县城不足40公里，并不算远，从时间上算，一天可以两个来回。可我始终没去过，离开家乡13年了，我始终没去过。今年是我小学毕业后第一次跪倒在故乡的秧歌前，跪倒在故乡的风俗前。可当我拿着鞭炮站在人群里，竟然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那种尴尬和慌乱还弥漫在我的心间。装扮好的社火队伍走过来的时候，接秧歌的人全体跪倒，点燃手里的黄纸，发出一声声很原始的低吼。
这种吼声，让我联想起史前穿着兽皮打猎的人们，永恒而神秘。小时候我可以轻而易举的吼出来，长大后却只能呆呆地看着诡异的人群。我知道，我离开我的村庄太久了，离开故乡的风俗太久了。
我离开的这十几年里，故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家家户户都是自来水，家家户户都是光纤网，家家户户都翻修了新房、更新了食谱，整个气象焕然一新，富足而安详。
可我们家还是原来的模样。父亲累死累活翻修的厅房坐落在那里，虽然多了些衰老的痕迹，可依旧让人感到亲切。总感觉它和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我遥想对望，相顾无言。我们能多说什么呢？对于村庄的发展，我们都只是观察者。
可我很庆幸我是个观察者。学习法学之后，同理心和包容心变大了，可以更加细致地观察，更加平和地看待光怪陆离之事。尤其是在基层法庭实习了一段时间后，知道了法律的局限，也明白了“民俗大于天”的道理。其实在民俗面前，法律也只是个静静的观察者，而我也愿意做一个跪在法律面前的观察者。作为一个基层的法律工作者，我将视他乡如故乡，观察遇到的每一处村庄，了解更多的民俗，携带着法律的条款游走在各种民俗里。
跪在人群里，我想，这大概是一种使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