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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有理 | 为蝇头小利砍伐防风固沙林 法院:守护青山才能保护家园

来源:甘肃矿区法院 作者: 责任编辑:伏彦宇 发布时间:2020/7/28 11:43:11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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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明理论旧案

遵规守约树新风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推出“案之有理”栏目,与您一起回顾全省法院具有普法教育价值的典型好案例,这些案例彰显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力量和温度,蕴含国法人情的辩证道理,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价值选择。我们通过邀请人大代表和有关专业人士作出点评,释法析理,共同感受每一个司法案件弘扬的公平正义正能量。



案情回顾


2017年8月,为筹措修路改造资金,时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张兴村组长的被告人杨某某召开全组户长会议,决定将该组集体所有的118株白杨树以16000元出售给当地木材加工厂老板被告人史某某,后史某某雇人将118株白杨树全部砍伐。


经鉴定,被砍伐的树木属于防护林,合计立木蓄积45.5113立方米。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被告人史某某、杨某某均构成滥伐林木罪,依法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和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史某某提出上诉,同时积极向当地林业和草原局提出补种补栽树木及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的申请。经过同意后,史某某按照批复内容和作业设计要求完成了补种任务,同时缴纳了7776元的森林植被恢复费,通过“补种复绿”的方式弥补因滥伐林木的犯罪行为给环境造成的损害。


考虑到被告人史某某一审判决后主动缴纳原判罚金,并自愿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结合其一贯表现,二审法院改判被告人史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5000元。



代表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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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西北生态环境院院长 王涛


自1981年起至今的39年间,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八步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子承父志、三代治沙,用坚守染绿荒漠,他们的故事感动了亿万中国人民。治沙的艰辛让他们发出感慨:在沙漠中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


离八步沙林场约90公里的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张兴村,虽然位于武威市中部绿洲,但其北部绵延着的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依然威胁着这片当地群众赖以生存的土地,恶劣的生存环境警示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生长在这里的每一片绿植,甚至每一株长成的树苗对当地生态环境保护都弥足珍贵。遗憾的是,仍然有人被利益冲昏头脑,滥伐林木以致走上犯罪的道路。


案发当地属于温带荒漠区,热量充足、干旱少雨,风大沙大,蒸发强烈,像本案这样一片防护林的生长期长达十年甚至更久,虽然本案中被告人事后对砍伐树木进行了补种,但新育的树苗在防风固沙等方面的作用远比不上已经长成的防护林,而且在当地栽树树苗成活率仍然需要长期看护得以保证。司法的严惩再一次对滥伐林木的行为敲响了警钟,也促使民众深思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深层内涵。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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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

教授 常丽霞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多次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本案中,被告人出于追求集体利益砍伐林木,是典型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做法,其根本还在于法治意识淡薄,在于环保意识欠缺以及经济发展产业单一、水平落后。


二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切实贯彻“生态优先”的司法理念,充分考量被告人史某某一审判决后主动缴纳原判罚金,并自愿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的修复生态环境行为,改判被告人史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并处罚金5000元。该案是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适用于环境犯罪领域的典型案例。一个小案件,被告人服判息讼,生态损害得以修复,社区法治意识得到提升、生态环境理念得到强化、充分彰显了恢复性司法所蕴含的力量与温度。


生态环境修复是人民法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主要着眼点,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遵循恢复性司法要求,积极探索限期履行、劳务代偿、第三方治理等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统筹适用刑事、民事、行政责任,最大限度修复生态环境”。相较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环境犯罪领域的恢复性司法强调通过补植复绿、土地复垦等恢复性措施,兼顾惩治犯罪和修复生态的双重目标。


恢复性司法作为谁破坏谁治理原则在环境犯罪惩治中的具体化体现,是一种解决环境犯罪问题的整体性方案。其强调对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有助于矫正罪犯,使罪犯深刻理解环境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系统以及被害人产生的损害影响,进而有效预防未来的环境犯罪行为。在环境犯罪领域适用恢复性司法符合刑法的谦抑性价值,且在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刑法的制裁性、预防性等功能。故而对于有效明确生态损害责任主体、落实责任目标、评估生态修复效果,乃至对于建构我国环境恢复性司法制度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